近日,有幸拜读了梁漱溟先生所著的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一书。此书初版于1922年,为梁先生29岁时的作品,距今已逾近百年。虽然今日的中国与梁先生著书时的民国初期相比已经大有不同,然拜读此书之时,仍时常有振聋发聩之感。梁先生对东西方(具体而言,是西方、中国和印度)的文化、宗教及哲学做了真知灼见的解读,以及对东方化、西方化和世界文明的未来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观点。很多观点在今日看来,仍有相当现实的意义所在。接下来,本文即冒昧对梁先生在书中所发表的若干主要见解进行评述。

梁先生著书之时,中国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辛亥革命、五四运动等相继爆发,人民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与西方的文明产生着激烈的碰撞,文化运动如火如荼。尤其在文化领域,也出现了“中国是要保持东方化、全盘西方化还是要两方加以调和”的讨论。此时,梁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紧迫性和不可调和性,“要将东西文化调和融通……只能算是迷离含混的希望……像这样糊涂、疲缓、不真切的态度全然不对!”(P22)。这对当时以胡适为代表的,说不清道不白,充满主观臆断的调和论而言,不可不谓是极犀利的冲击。梁先生并以此开始了自己对东方化和西方化的理解和论述。

梁先生先从东方化和西方化的定义入手。 他认为,“征服自然”的说法太简单,忽略了社会生活的方面,而“科学与民主”也不够圆满,讲不出相属的关系,“动的文明”虽笼罩一切却太浑括。于是,梁先生着手于寻找东西方“文化的根源的意欲”。他指出,西方的文明是成就于科学之上,即“用一种方法把许多零碎的经验,不全的知识,经营成学问,往前探讨……解决一切的都凭科学,不在‘手艺’。”(P36),而东方则是艺术式的成就,即蔑视客观准程规矩,专要崇尚天才,“是个人的独得……而自然要叹今不如古”(P36)。而从知识本身去看,西方通过解析实验的方法求得知识,而东方通过玄学的,整体而非部分的方法“讲学说理必要讲到神乎其神,诡秘不可以理论,才算成事”(P37)。由此,是西方所谓“科学的精神”。然后,梁先生指出,在西方,“公众的事大家都有参与做主的权”,“个人的事大家都无过问的权”,人有“自己”和“自由”的观念,而东方却有森严的尊卑次序,人是皇帝的臣民等,是没有“自己”的。(P46)这是西方的“人的个性伸展”,“社会性发达”,或者说“民主的精神”。

如果梁先生仅停留于此,则不免流俗。而此书的可贵和核心之处正在于指出了“科学和民主”背后的原因。梁先生认为仅依“地势适合控制天然”,“地大物博无发展科学之必要”的客观原因不足以令人信服,而从对东西方生活的观察着手。他认为,在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上,有三条路向,其一为“向前面要求”——“改造局面,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”,其二为“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、调和、居中”,其三为“向后去要求”——“遇到问题他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”。(P62)而西方的征服自然、科学与民主都来源于第一条路向,即对自然向前奋斗,对信仰怀疑的打破扫荡和对威权势力的反抗斗争。或者说,“西方化是以意欲为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”。而第二条道路和第三条道路,则对应着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。所谓“文艺复兴”,正是西方在中世纪一切文化都归到宗教,转入“第三条路向”后,“明白确定地归到第一条路上来”。如果说头一次走上第一条道路“可以无意中得之,亦可以无意中失之”(P70),那么这种失而复得的经历经过了批评判断,则是要一直走下去不放手。而中国文化当为第二条路向,由此可见,东方化和西方化的区别不是量上的,而是本质的。如果西方完全不和我们接触,恐怕东方文化无论过多久,也不会有科学、民主等“第一条路向”的特性生发出来。

而此书更为大胆的一点,在于提出了对未来世界文化发展的推测。梁先生认为,前述的三种道路呈现出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(很像是马克思提出的封建-资本-社会主义的关系)。第一种西方式的道路最底层,但也最基础。第二、三种道路依次置于其上。中国或印度文化本来并没有什么好坏可言,其在20世纪的失败在于“不合时宜”,即文化的发展不可以不走第一路作为基础,然而中国和印度都跳过了(或者半道离开了)第一路,直接走到了第二路和第三路去发展了,即所谓“成为人类文化的早熟”,“但是明明还处在第一问题未了之下……所以就只能委委曲曲表出一种暧昧不明的文化……在第一问题之下的世界现出很大的失败”(P200)。而梁先生也开出了药方,即“要排斥印度的态度,丝毫不能容留”,“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,而根本改过,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”,“批评地把中国原有态度重新拿出来”。(P202)

而在我看来,此书中亦有几点未能言明或者逻辑稍显薄弱。其一,为何西方、中国和印度一开始就分别走上了第一、二、三条道路?梁先生以为是圣人一开始的“带路”决定的,“根本在于中国古圣人……开头便领着大家去走人生第二路向……从此以后无论多少聪明人转来转去总出不了他的圈”,“所谓孔子太周到妥帖的,不是别的,就是他那调和的精神;从这精神出来的东西是最能长久不倒的,却由此就耽误了中国人。中国文化只是由于出了非常的天才,没有什么别的缘故”。(P156)此番话诚然有道理,然而若说“没有什么别的缘故”,就未免有些武断了。很难想象一个文化仅仅是因为某几个极有才华的人,就完全调转了方向。西方的文艺复兴,也不是达芬奇等的一己之力,而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。而结合春秋时期的历史背景而言,即使没有孔子,会不会也必定会有其他子提出与孔子类似的思想呢?其二,为何能够言之凿凿地说第一条道路走完之后会向第二条道路、第三条道路上发展?梁先生似乎将20世纪初西方在精神上的“受苦”看得太重,而忽略了其本身的自我调整的能力。虽说西方文化的要义之一在于“刚”,然而这“刚”也不是绝对的。即使在第一条道路上,自我调整的“韧”的能力也完全不容忽视。至少近百年过去了,梁先生所认为的“被第二条路向所取代”还完全看不到端倪。西方文化虽然仍有精神上的受苦,然而大体上来看,还是蓬勃的,有生气的。工业革命以及20世纪初的一系列问题都得到了相对较好的解决。当然,也不能说梁先生错,毕竟梁先生也没有指明转变发生的时间点。不过在我看来,除非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物质生活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平,才有自然向第二路向及第三路向转变的可能。

参考

  • 梁漱溟.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[M].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4.